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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季鸾


[公元1888年-1941年,中华民国著名报人、政论家]

张季鸾(1888~1941)名炽章,字季鸾;笔名少白、一苇、榆民、一老兵。祖籍陕西榆林(今陕西榆林榆阳区),生于山东邹平。其父张楚林清光绪三年(18 77)考取进士,光绪二十七年(1901)初病逝济南。母亲带着他和两个妹妹扶柩回籍,困窘异常,几不能举火。延榆绥道道员陈兆璜见其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即能撰文赋诗,便让他到道署与自己的儿子共同读书。光绪二十八年(1902)秋,张在陈兆璜资助下,前往关学大师刘古愚在礼泉九嵕山下主持的烟霞草堂就读,学业大有长进。期间,他喜读《明鉴》《文献通考》,并抄读《通考序》和《方舆纪要序》等典籍,为后来从事新闻报刊事业奠定了基础。翌年春,入三原宏道学堂继续学习。

三十一年(1905)秋,张考取官费留学日本,先入东京经纬堂补习日语,后升入东京第一高等学校攻读政治经济学。次年经井勿幕、赵世钰介绍,首批加入中国同盟会。光绪三十四年(1908),同盟会陕西分会部分留日学生创办《夏声》杂志,张被推荐为,积极鼓吹资产阶级革命,号召推翻清朝封建-统治。与此同时,他还与其侄张崇基创办《陕北》杂志,从此开始了他新闻报刊事业的生涯。清宣统三年(1911)初,张自日本返沪,任上海《民立报》记者。次年,经于右任推荐,任南京临时政府秘书,负责处理日常外交文牍事宜。他从南京拍发给上海《民立报》的有关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电,是中华民国成立后的第一条新闻专电。4月1日,孙中山解卸临时大总统职务,张即离开南京,与于右任等在上海筹办民立图书公司。1913年,张和曹成甫北上,创办北京《民立报》。“宋(教仁)案”发生后,他仗义执言,极力反袁,并揭露袁世凯与英、法、德、日、俄等五国银行团签订出卖中国主权的善后大借款合同,曾引起一场轩然大波,成为“二次革命”的导火线之一。北京《民立报》因此被查封,张也遭到袁世凯的逮捕,囚禁三个月。后经多方营救获释,著《铁窗百日记》,如实反映了狱中生活。嗣后,张返回上海,应胡政之邀请,担任《大共和日报》国际版主编,经常译载日本报刊的时论文章。他还兼任中国公学教授,讲授日语和外交史。1915年,张在上海创办《民信日报》,撰文抨击袁世凯,后因经费不足而停刊。1916年袁世凯死去,张再度前往北京,主办《中华新报》。1918年9月,张因披露段祺瑞政府为满蒙六路向日本大借款的消息,《中华新报》被京师 厅封闭,张再陷囚狱。半月后经营救出狱,1919年南下担任上海《中华新报》总。1924年1月曾发表《列宁逝世》一文,赞扬列宁是无与伦比的“千古一人”。之后,他由河南军务督办胡景翼推荐,出任陇海铁路会办。1926年,与吴鼎昌、胡政之三人续办《大公报》,由吴鼎昌筹资并担任社长,胡政之任总经理,张任总,改组成“新记公司大公报”。9月1日,《大公报》正式续刊。他在续刊号上发表社评,郑重提出“不党、不卖、不私、不盲”的办报方针。此后,他一直引领《大公报》同仁在实践这一方针。

自新记《大公报》续刊至“九一八”事变前,张的政治倾向是拥护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政府;但对于国民政府的政策和人物仍时时有所批评,反对蒋介石大肆-共产党人的恐怖行径,对国民政府的某些弊政及-腐败现象,在一定限度内也有所抨击和揭露。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东三省被日军侵占。“抵御日本武装侵略,挽救民族危亡”,成为全国人民迫在眉睫的当务之急。张顺应时代发展潮流,主张对内联共,对外联苏,共同抗击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侵略。他对国民政府压制禁锢新闻-进行过多次 和斗争,直言不讳地提出过严厉批评,主张实行“能够发表的言论必须允许发表”的政策,不得任意扣留。1934年,《大公报》附属刊物《国闻周报》曾突破国民党的-,连续刊载“赤区土地问题”专栏,指明红区有一整套社会制度,绝不是什么“土匪”、“流寇”,曾引起极大轰动。《大公报》还连续发表范长江所撰报道红军长征行迹的通讯,使全国人民了解了中国工农红军的真实情况。之后,《大公报》透露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内容,使广大人民看到国家前途的曙光,激励了民族斗志。《大公报》的真实报道,与蒋介石污蔑中国共产党的言论大相径庭,因此,蒋介石恼羞成怒,大骂张季鸾,而《大公报》的地位和政治影响却与日俱增。

张自担任《大公报》总后,除续办《大公报》天津版外,还主持了《大公报》上海版、汉口版、重庆版、桂林版的创办,从最初发行量不足2000份发展到9700余份,使《大公报》成为自成体系的有全国影响的大报。

张从未把办报视为向上攀援的政治阶梯和营利机关,经常以“不求财,不求名”勉励报社同人,并身体力行。他言论终身,撰写了大约3000余篇文章,所用的笔名有一苇、榆民、一记者、一老兵等。续办《大公报》后,文章概不署名。他对自己的文字从不自珍,既不留底稿,也无意搜集,许多读者投书请求他结集印行,都被婉言谢绝。张深感办报使命重大,后继乏人,因此尤以奖掖后学为乐。他甘当人梯,对后学多所提携,为他们创造各种便利条件,使他们迅速担负起时代的重任。

张办报强调政论,对政治、经济、社会、外交、文化等均有独特见解。他的《大公报》社评,文笔犀利、朴实,从不板起面孔训人,注意以理服人。因此,他的文章影响大,感人深。周恩来曾指出:“作总,要像张季鸾那样,有优哉游哉的气概,如腾龙飞虎,游刃有余。”抗战时期,《大公报》因舆-正、服务优异,在亚洲新闻界独树一帜。1941年5月15日,美国密苏里大学新闻学院授予《大公报》1941年度荣誉奖章,称“《大公报》自创办以来之奋斗史,已在中国新闻史上放一异彩。迄无可以颉〓者”。同一天,重庆新闻界为此举行隆重庆祝会,《新华日报》赠送《大公报》贺联一副,文曰:“养天地正气,法古今完人。”

张一贯轻财好施,乐于助人,而自己却保持着朴素的生活作风。著名记者邵飘萍被奉系军阀张作霖杀害后,尽管他经济尚不富裕,仍对邵夫人祝文秀特别照顾,每月馈赠100元。这笔钱数在当时来说是比较可观的。

张是继王韬梁启超之后涌现的最有影响的中国近代资产阶级报刊政论家,堪称中国新闻界的一代大师。他将自己宝贵的一生奉献给中国新闻报刊事业,在中国新闻报刊史上占有重要的历史地位。1941年9月6日他在重庆逝世后,国共两党政要蒋介石、毛泽东等和文化名人胡适郭沫若等纷致唁电唁函,称颂他是“功在国家”的“一代论宗”;国民政府还颁布了褒扬令。公葬大典于张逝世周年忌日在西安南郊举行。1942年4月21日灵榇离渝移陕,重庆各界夹道祭奠。-审计部的同人,在灵前宣读于右任撰写的祭文曰:“先生之名,中外宣扬。先生之行,国府表彰。先生之嗣,蔚然光昌。先生之柩,安返故乡。先生有灵,来格来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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