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红州
赵红州（1941～1997）原名赵庆和，男，汉族，温县林肇乡后张庄村人。1941年4月24日生。1959年温县一中毕业后，考入南开大学物理系，于1964年毕业。同年8～10月，在北京大学西语系出国班学习。1964年10月～1972年8月，在中央马列主义研究院及中共中央政研室工作。196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72年8月～1974年8月，在全国总工会河南罗山干校劳动。1974年8月～1982年6月，在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工作，任助理研究员。1982年6月～1985年12月，在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工作，任副研究员。1985年12月～1987年7月，在中国科协科技培训研究中心工作，任副研究员。1987年7月～1997年逝世前，在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工作，任党委委员、副院长、学术委员会副主任、科学研究所所长、研究员。赵红州生前还担任中国科学学与科技政策研究会副理事长，是我国著名的富有创造天赋的科学学家，是我国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的开拓者。
赵红州出身贫寒，中学时代，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志存高远，常常带一口袋窝窝头住校读书，学习成绩年年独占榜魁。多年艰苦的条件练就了他特别能吃苦和积极奋进的精神。他一生大部分时间，从事物理科学和科学学研究工作，是我国科学学和科学计量学领域的先驱者和学科带头人。早在1974年，他在河南罗山干校劳动期间，就一边进行繁重的体力劳动，一边探索科学的发展规律。他在上海《复旦大学学报》发表的《自然科学大事年表》，独立地发现了世界科学中心转移现象，与日本科学史家汤浅光朝的研究不谋而合，即著名的汤浅现象。汤浅先生曾亲笔致函赵红州，称赞赵推进了他的工作。1979年，他创造性地提出了科学家最佳年龄定律和科学劳动智力常数。这项工作得到了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的赞赏。他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首次提出了科学能力学的概念，出版了专著，并尝试建立大科学发展的动力学模型，受到了我国老一辈科学家钱学森、钱伟长、钱三强等的肯定和赞扬。1980年，他又首次提出和建立了科学发现采掘模型，并按钱学森指示据此模型对室温下核聚变做出了科学学解释，成功地预测了凝聚物理（作为当代"回采科学"）的近期突破性进展，反映这项成果的论文受到了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马凯的赏识，并推荐发表在国际科学刊物上。此外，在其他研究领域，赵红州只要兴趣所至，其结果往往是独创性的。诸如科学知识波谱结构的提出、人类认识活动的"三级管模式"的构建、潜科学在知识坐标上的表示研究、指数增长率的解释、科研生产关系问题及科研改革中的理论指导作用等等。
赵红州是一位硕果累累的科学家。在他20多年的科研生涯中，他把科学研究视为自己的生命，始终工作在科研第一线，为发展我国科学事业，特别是发展和开拓我国一批新兴交叉学科，诸如科学学、科学计量学、科学能力学、潜科学、领导科学、政治科学学、社会物理学、科学文艺学等，贡献了自己毕生的精力。他终日伏案耕耘，著书立说，自1984年开始，各种科研专著陆续不断问世，主要论著有《科学能力学引论》、《大科学观》、《科学和革命》、《科学史数理分析》，以及主编和合著的《大科学年表》、《政治科学现象》、《科学学与现代化》、《计划未来》等。还有译著《科学的科学》、《科学计量学指标》等。据初步统计，赵红州出版著作共有10多部，在国内外发表学术论文多达500余篇。河南师大梁立明教授曾对我国科学学研究会的两份在刊作过论文作者统计分析，结果表明，赵红州的论文产出量居全国第一。
赵红州又是一位饮誉海外的中国科学学家。他曾先后会见过德国科学学家万英加特、瑞典科学学家厄尔英加、匈牙利科学计量学家布劳温、印度科学学家拉赫曼、前苏联科学学家马列茨基、格列诺伊等。作为科学学专家，他曾应邀访问过美国、前苏联和乌克兰等，受到了世界科学学同行们的热烈欢迎和敬重。尤其是他的《科学劳动的智力常数》和《科学发现的采掘模型》为代表的近10篇论文在国际《科学计量学》等杂志发表后，引起了20多个国家50多所大学和大学科研机构众多同行的浓厚兴趣。他们纷纷写信向赵红州索要印本。同时，赵红州出色的科研成就也赢得了科学计量学之父普赖斯的尊敬。为此，普赖斯曾两度邀请赵红州访问美国，出席科学规划和理解大自然的学术讨论会。给赵红州的邀请身份是"著名权威专家"。他作为有杰出贡献的科学家、教育家和学者，先后被选入美国马奎斯《世界名人传》和英国剑桥《世界名人录》。由于他在科学计量学和管理科学上的突出贡献，他被两家国际著名期刊聘为国际编委。并赢得了1993年度国际普赖斯科学计量学奖的提名奖。
赵红州少曾写诗自述："少小多奇志，喜弄银河星。明尘逐暗马，短剑猎长鲸。云漫星团外，星坠云系中。举首问双子，何处觅生灵?!"在理想志向与国家人民利益冲突时，他选择后者。他做学问服从国家需要，服从组织分配。大学学的物理，却分配做马列主义研究工作。1978年全国科学技术规划会议上，目睹了"技术科学家抱怨自然科学家过多地抢走了国家对他们的宠爱，化学家也以高尚的愤怒，声讨'物理学的霸权主义'。……学科之间的为争经费而展开的幼稚可笑的攻讦和津津乐道的幕后活动"（《科学发现年龄定律》跋，赵红州），他意识到要想提高科研效率，必须有一种全新的不同以往的新学问来指导。科学的爱国心驱使他投科从管，开始了科学学研究。他的研究成果，使长期以来许多争论不休的难题（诸如近代科学中心的转移现象，科学规划中基础研究、应用研究和研制之间的最佳关系问题等等），有了比较成功地进行解释的新的理论依据。他做学问坚持马列主义，坚持实事求是。他于"言必称西"的时尚中，独立地清醒地提出正确的深刻的见解，确属难能。对于80年代后期有关乡镇企业环境污染问题，他认为过分渲染和就污染谈污染对乡镇企业是不公正的，应当站在我国经济发展是否走绿色道路的高度来认识。他在《大科学时代的反科学思潮问题》一文中深刻剖析科学的二重性时指出，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科学的二重性表现为生产力和破坏力的矛盾；在人与人的关系上，则通过使用者表现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科学有利害，利害全在人，环境问题根源在于私有制扭曲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学范式，对向第三世界掠夺性开发资源和出口垃圾的环境殖民主义、极端环境主义的反科学思潮的本质进行了深刻的揭示批判。赵红州不计名利，克己奉国，同仁多认同他是一个人品和学问高度统一的楷模。美国科学规划和理解大自然国际学术会议两次邀请他出席会议，邀请函上赫然醒目地写着中国科学学权威赵红州。当时有关方面的同志不知赵红州是谁，认为权威只能是"三钱"，就把信转给了钱学森，钱学森又批示应请赵红州参加。红州其时还只是个青灯持卷的年轻人。他旗帜鲜明地反对商品拜物教，与人于事于仕，宁愿吃亏让人。他自陈80年代，"面壁5年，潜心苦研。每天从早晨8点，钻进北京图书馆，下午5点才出馆，中午吃面包，喝开水。晚上，当孩子和老人都睡觉后，要在一个不到两平方米的空间里工作到凌晨两0。实乃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吾亦不改其乐。"工作特别能吃苦耐劳。生病住院后，医生先后从他胸腔里取出5000毫升积液，相当整整一脸盆!他生计窘困，给其他科学家信中还忧医疗费不继，然住院四旬，即撒手西逝。他为人厚道，语言幽默。论及家庭常自豪地说，这是他青年时代取得的最佳成果。与友交往关心无微不至。他的悼词上有这样一句话："凡认识他的人都称道他既是一位著名学者，又是一位受人尊敬和爱戴的好人。"好人，是近几十年特定的社会风气下对一个人难得的很高的褒称。
1987年，赵红州担任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副院长后，尽管诸事繁忙，久病缠身，但他仍然废寝忘食亲自从事科研工作。为了坚持把研究课题搞下去，他常常谢绝许多单位的多次邀请，不计得失，甘于清贫，不顾身体，长年超负荷运转，坚守学术阵地，以至积劳成疾，于1997年4月9日不幸英年早逝，使国内外学术界同仁无不为之痛惜。英国皇家学会会员、国际著名物理学家马凯，国际著名科学计量学家布劳温等国际友人纷纷来电、来函表示深深地悲痛和哀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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