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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伟森

[公元1903年－1931年，左联五烈士]

李伟森，湖北武昌（今武汉市武昌区）人。192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任《日日新闻》总。参加二七大-。1924年赴苏联学习。1925年回国，曾任共青团广东区委宣传部长、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团中央宣传部长、团中央南方局书记等职。1928年夏主编《上海报》，5月任苏准会上海办事处负责人。1931年1月17日在东方旅社被捕，1931年2月7日被国民政府处决于上海龙华淞沪警备司令部内广场，时年28岁。中国共产党早期党员，中国共青团早期领导人。曾任《中国青年》杂志。左联五烈士之一，为五烈士中唯一没加入左联之人。

李伟森（1903-1931），乳名伟生，学名国纬，字北平，笔名李求实，化名林伟，湖北省武汉市武昌区人。1917年考入武汉高等商业专科学校。1919年“五·四”运动时，领导了武汉-。嗣后与恽代英等组成利群书社。1920年到黄陂北乡当小学教员。1921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1922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随恽代英到四川泸州，创办泸州联合师范学校。同年回武汉，在武昌高等师范学校读书，做共青团的工作，并主编《日日新闻》。1923年参加京汉铁路“二·七”工人大-。因敌人通缉，到安源煤矿工作，任安源路矿俱乐部文书

股股长。同年被选为共青团中央候补委员。

李伟森先后过九种革命报刊。注意发表革命文艺作品，开展工农通讯员的工作。平时对于工作不避艰险，好读书，于工作繁忙中，“也常于深夜握管为文，至晨不息。”业余时间从事小说和诗歌的创作，著述很多，著有《杜思退也夫斯基评传》、《小品文杂感集》、《十月革命后俄国农业状况》等，译著有《朵思退夫斯基》、《动荡中的新俄农村》等，编有《革命歌曲》等。

1931年，王振南在上海任伪江苏高等法院第二分院首席检察官时，对胡也频（化名蒋文翰）柔石（即赵少雄）、冯铿（即冯梅岭）、李伟森、殷夫（即白莽）等十八人以“危害民国罪”起诉，并将胡也频、柔石、冯铿、李伟森、殷夫等革命青年作家交给龙华伪淞沪警备司令部秘密杀害。1934年，王振南又对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邝惠安等四人进行起诉，最后邝等都被处死刑。1933年，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欧志光、张玉山、袁友芳等五人被起诉到伪法院判处死刑，王振南还亲自函告伪法院在文到3日内执行，欧等五人遂即被害。

大革命时期

1924年4月任共青团农工部部长。被派往苏联东方大学学习，任青年团中央驻莫斯科总代表。1925年回国。1926年8月任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广东省委宣传部长，主编《少年先锋》。后调任共青团湖南省委书记。1927年参加广州-。“四·一二”-政变后，到上海从事党的宣传鼓动工作，曾过《中国青年》、《少年先锋》及报纸。

土地革命

1928年任共青团中央宣传部长，《中国青年》主编，与谢觉哉《红旗》三日刊。1929年到中共中央宣传部任中共中央机关报《红旗日报》，5月主编《上海报》。1930年3月与鲁迅参加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工作，8月任中共中央宣传部秘书，兼任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中央准备委员会党团书记。1931年初任全国互济总会党团书记。1931年1月17日下午，在上海东方旅社准备参加党的重要会议时，因叛徒的告密，与柔石、殷夫等一同被捕。2月7日深夜，被国民党反动派活埋上海龙华警备司令部内广场，时年28岁。临刑时颜色自若，高呼口号，慷慨就义。

烈士遗物

王振南在解放前的三十五年中，在反动的司法界一直充当-革命烈士的刽子手。据有案可查的，直接受王振南-的共产党员和非党革命志士即达一百八十人之多，被杀害的有三十四人。这个血债累累的凶手，解放后仍隐瞒罪恶历史，拒不坦白。人民政府在1955年12月依法将他逮捕后，经过多次审讯，在大量的证据面前，王振南才不得不认罪，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1 3日举行了有六百五十人参加的公开审判，依法判处王振南死刑。

纪念

鲁迅先生在得知五烈士牺牲的确切消息后，当即愤怒地吟成了一首七律《惯于长夜过春时》。1931年4月27日，又在左联的《前哨》杂志上发表了《柔石小传》、《中国无产阶级文学和前

驱的血》。1931年5月，又写了《黑暗中国的文艺现状》，十分激烈地抨击了国民党的罪行，因当局的-，寄到美国的进步杂志，《新群众》上发表。

1933年2月7日至8日，在五烈士牺牲两周年之时，鲁迅写下了《为了忘却的记念》这篇悼文，由于当时“左联”主办的刊物以及刊物已被扫荡一光，只好在当时标榜第三种人的施蛰存主编的《现代月刊》上发表。

惯于长夜过春时，挈妇将雏鬓有丝。

梦里依稀慈母泪，城头变幻大王旗。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

吟罢低眉无写处，月光如水照缁衣。

“我早已想写一点文字，来记念几个青年的作家。这并非为了别的，只因为两年以来，悲愤总时时来袭

击我的心，至今没有停止，我很想借此算是竦身一摇，将悲哀摆脱，给自己轻松一下，照直说，就是我倒要将他们忘却了。

两年前的此时，即一九三一年的二月七日夜或八日晨，是我们的五个青年作家同时遇害的时候。当时上海的报章都不敢载这件事，或者也许是不愿，或不屑载这件事，只在《文艺新闻》上有一点隐约其辞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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