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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汝恺


   梅汝恺,阜宁人,1928年12月出生于阜城梅家巷。4岁即识字500,6岁作文。祖父梅品山是一位画家,在偏僻的县城里享有名气。父亲梅冠芳曾在武汉、上海等地读过大学,属新派人物,但他却拼命教梅汝恺国学,幼小的梅汝恺曾熟背古文二百余篇。梅汝恺七岁时写过一篇文章,大受家庭教师的赞扬,也得到善文者渐浓叔父的垂青。为了鼓励,叔父送他一整套《儿童世界》和数量更多的《小朋友》。《儿童世界》所展示的文学天地,竟使年幼的梅汝恺着了迷。金斯莱的《水孩子》故事,侠盗罗宾汉的轶闻等等,这些有趣的故事及文中插图,在事过几十年后梅汝恺回忆起来还是那么栩栩如生。
   抗日战争爆发,梅汝恺合家逃难去了乡里,也带去了大量家里的藏书,这些文艺书籍都是父辈们购置而庋藏于家的。在乡下,在战乱的环境里,梅汝恺系统地读了三十年代重要作家的所有选集,当然也读了古典名篇如《三国》、《水浒》、《红楼梦》、《桃花扇》、《长生殿》,甚至洁本《-》等。梅汝恺很小就从家庭教师习英语,十二三岁时,也就开始阅读霍桑的《古史钩奇录》、《泰西五十轶事》、《海外轩渠录》等英文版小说。
   1942年梅汝恺考入省八临中,读高二下。随后负笈南下,入设于姜埝的省临时职中续学;1945年毕业于该校高中部。日寇投降后,出现了“洗兵海岛,刷马江洲”的暂歇和平局面,梅汝恺去了南京,入南京临大就读。一年后转入国立商学院。于是迎来了上海的解放。随即梅汝恺去了无锡,入苏南新专学习。一个月后,分配到苏南日报社任记者。从此,开始了漫长的笔耕生涯。
   梅汝恺最早写的一篇小说是发表在大学的铅印校刊上的,他当时任该刊的社长兼主编。任苏南日报记者后,梅汝恺便完全扔掉了货殖之学,而转向了新闻。虽说新闻与文学也有点那么“隔行如隔山”,但记者岗位提供了“海阔”、“天空”样的生活领域,这样就使梅汝恺有了一试身手的机遇。他懂得在生活中濡汲。当时他年轻,有热情,耳灵眼快手勤,又能刻苦耐劳,凡所见所闻所感,都能详记而录之。他从写略带文艺性的通讯开始(这类通讯写得很多),凡他所写的,隔日就能见报。到1951年,梅汝恺就敢于尝试新闻业务中的大器之作了:5万字篇幅的报告文学,因采访深入,资料丰富,思路清晰,情绪饱满,遂洋洋洒洒,一气呵成。作品发表后,上海《文汇报》、《福建日报》等六家报刊作了转载。1952年成书,再版了7次。全国十多家报刊(包括几家全国级和大区级报刊)都发表专门评介,总署还对该书给予推荐、表彰。这就是作者的成名作《我在清水塘》一书产生的轰动效应。
   这种新闻意义的成功,极大地影响着梅汝恺以后的文学创作的路迹。新闻记者是宣传家,而文学需要的是更多的深沉和尽可能的永恒,是需要更高层面的艺术地人生表现和人生思索。从新闻到文学的转辙,梅汝恺付出了十倍的努力。此后,梅汝恺调到出版社任文艺编辑。1954年,他写了一个16万字的长篇。1957年春,他写了一个短篇,主观上是想依从文学的自身功能,来表现人物和生活的原状,反右时却受到了批判,定性为“莠草”,几乎与“毒草”为邻。
   对于50年代早期的国家的“爱民而安,好士而荣”的灿烂辉煌,梅汝恺还是念念不忘的,因为这给了他们一代人以终身的正面教益,使他们永远保持着“纯信之士、骨鲠之臣”的铁石之志。然而1957年冬,世事终于把梅汝恺推到了生活的险峻之处,出于众所周知的原因,他被贬谪去了扬州,这一去竟损折了梅汝恺二十二载宝贵的华年。但梅汝恺无论如何也改变不了对文学的执着苦恋,“衣带渐宽终不悔”。期间,他写过长篇小说,也试过电影剧本,但因属“另册”之人,当日是无权发表作品的。
   1966年,急风暴雨般的“文革”来到,梅汝恺又被发落去某图书馆,这却给他带来某种幸运,尽管这种幸运也是艰涩的。他带着“河清不可俟,人命不可延”的紧迫感,开始矢志于世界语言大师显克微支的辉煌巨著的选译。从1970年开始,梅汝恺系统研究了享誉世界的显氏伟构《火与剑》和《君往何方》。图书馆,使他有可能博览群书,从容揣摩。手中没有记录卡,他就从废纸篓里捡取各种色泽各具形状各类质地的碎纸片,从数以百计的典籍中(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全集》)摘录下近10万字的资料。经过一年的惨淡经营,梅汝恺终于写成了长达5万字的《显克微支的创作及历史小说〈火与剑〉》和《评〈君往何方〉》两篇专论,从正面肯定了显氏的创作劳绩,努力以马克思、恩格斯的雄辩的论点为依据,批驳了国内外若干学者强加于显化的许多诋毁与诬陷,目的在于拂去历史的尘封,恢复显氏著作的固有的辉煌。
   梅汝恺认为:“显克微支为文,才华横溢,慷慨激烈,伸弱小民族之气,馁强权霸国之威。其跌岩布局,龙蛟腾挪,巍巍处,类若雄峰迤逦,其低徊吟唱,则凄婉欲绝。译他的作品,为人者不感奋是不可能的。不流泪是不可能的。此种奇篇绝响世界公认皆文章杰品。返顾我国历史,国难频仍,仁人烈士,每前仆后继,挽狂澜于既倒,青史标我者,曷可胜数。惜再现我中华民族精魂的史诗伟构,屈指尽数,实寥若晨星。思之,每怀惴惴。古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译介显克微支这样世界一流作家的作品,为我国文坛借鉴,岂不是很迫切很必要么?”正是怀着这样的认知,梅汝恺转入了对《火与剑》、《君往何方》正文的译作。《火与剑》全文80万言,《君往何方》55万言,六年时间,梅汝恺把《火与剑》译了三稿,《君往何方》译了两稿。他不仅力求译得准确,而且更求译出神韵。为这两部书,包括两部书的专论,还有《拿破仑传》初稿,梅汝恺实际写稿达480万言,平均每天写2200字。那厚积的各类译作纸张堆起来都高达胸腋,那是漫漫的“长征”,是极其艰辛的跋涉。白天,梅汝恺还得从事繁重的体力劳动,只有在夜晚,在喝完两大碗稀饭咬掉两块萝卜干后,他才进入妻子为他安排的一灯荧荧的斗室里,坚持每晚译作三小时而后安歇。酷暑炎夏,梅汝恺是从来不乘凉的,在门窗深扃的斗室里,一任汗流浃背。数九寒冬,他就蜷曲在“布衾多年冷如铁”的棉被里,把电灯悬到床头,呵手译文,从不间断。有一阵住防震棚,因棚子没有搭好,方方面面缝隙极多,于是外面下大雪,棚里下小雪;外面下大雨,棚里下小雨,他仍每晚写作三小时。正如他后来所说,那时他“干得很正经,很而耐心,很有恒心,很有信心”,尽管信心是十分虚妄的,因为那时正是风雨如磐之日,谁能逆料以后的世事怎样?渴时,饮一口茶叶;困时,吸几口小旱烟锅里燃着的烟末。他奋笔疾书,神驰于显氏为人类展示的宏丽的历史画卷中,徜徉于由人物激发的诡波谲浪的情节之间,他为这而哭而笑,而吟咏慨叹,只有这时,作为作家的梅汝恺才复原了本真。
   对于上述“一箪食,一瓢饮”的茹苦含辛,后来不只国内若干有影响的报刊,包括中国国际广播电台的对外广播、《人民日报》、《人物》等等,还包括香港若干出版社,都这样或那样的报道过。国外方面,如波兰的多家报刊,美国休斯敦的“samartian”杂志,英国伦敦的《波兰文学》,也以专文作了详细述介。1987年《人民日报》大地专栏编辑来函,要梅汝恺向国人谈谈自己从事文学的心态,梅汝恺就特别以“牛棚”译作为例,在回函中有部分这样写道:“那种年头,我仍从事译作,确实,很难说有自己什么个人功利目的在,因为我自己认定,这些译稿在我活着时能与世见面那是荒诞的”,“然而即使我时乖命蹇,终我此生等不到春暖花开的一日,但我殚精竭虑的努力,在未来的时间里,这些笔迹褪色的遗稿,或还可为祖国的新生报效于万一。个人时运是未知的,我中华前程锦绣却是可知的。”“而我感应于祖国未来的呼唤”,实出于“春蚕到死丝方尽,蚕不死,丝不尽”的情思。(见《人民日报》1987年3月3日大地专栏)
   梅汝恺的文学著译累计600多万字,其中译作占五分之三,以译-奴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显克微支的鸿篇巨制为旨归,《火与剑》、《洪流》、《君往何方》、《边塞喋血记》、《条顿骑兵团》5部小说凡400余万字,因而获波兰文化艺术金质奖章而应邀去波兰。梅汝恺600余万字的著译,他认为其语言运用的母体,主根还是深扎在故乡的地面上。“因阜宁话属淮扬语系,最接近我国的书面语,且有个性,词汇丰富,有表现力。略去其难解的俚语,即可成为直入艺术堂奥的文学语言。而这,正是我终生受用不尽的故乡之赐。”“《我在清水塘》,其基本词汇是阜宁语,但表现的是吴语地区生活”,“因阜宁话本来就接近书面语,所以认同面大”,“此后,创作的长篇《农场女儿》、《青青羊河草》、《哀感扬州罗曼史》、《女花剑传奇》、《梦回波兰》,以及为数达数十篇(部)的中短篇小说,一百多篇散文,无不皆然。甚至在译作方面,其语言构成也基本上是适当改造阜宁语后而形成的书面语。他们不仅得到国内的承认,甚至也得到国际的承认。”(梅汝恺《故乡寄衷》)
   梅汝恺从1979年起任江苏作家协会一级专业作家,曾当选为江苏省政协常委,又为中国翻译家协会理事。1995年,在伊斯兰堡召开的有百国作家参加的国际作家会议上,梅汝恺代表中国作家作了唯一的大会发言,他就作家们关心的文学使命和作家圣责以及民主等问题,发表了自己的见解。
   “身处江海,志怀邦国”,这是梅汝恺此生的真实写照。这个“邦国”中自然包括自己的故乡阜宁。
   (依据梅汝恺的《身处江海,志怀邦国》、《故乡寄衷》、《幼时“情结”,成年死恋——我的“文学之路”》写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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